“门内”与“门外”的不只是空间意义上的区别，对诗人来说，是两种态度、两种生活方式和存在状态的区别，是“红尘地”与“自由天”“喧闹”与“宁静”“忙碌”与“休闲”的界限。在这里，“门内”与“门外”是诗人心灵上的区分，而非履道园宅门之内外的物理空间的隔离，“门内”是白居易精心营构之下的私人居所，“门外”则映射的是西京长安的权利斗争、繁琐无聊的仕宦生活以及不堪回首的贬滴岁月。
从这一角度而观，“门内”与“门外”也具有时间意义上的区隔作用，它一定程度上象征诗人对“旧我”生活状态和存在方式的扬弃，和对时下栖居状态和自由体验的转向，也即陶渊明所谓“悟以往之不谏，觉今是而昨非。”赵建梅经注意到，白居易不止一次将西京与东洛作对比，“西京闹于市，东洛闲如社。”(《和敏中洛下即事》)在诗人眼中，“长安总是与尘、闹、喧相连，…洛阳时散地、闲地，少风尘、有美景，与闲、逸相连。”这种对立是诗人据自己的体验而做出的判断，因为在先前有关洛阳的诗歌中，也常常见到“繁华”“喧闹”甚至是“欲望”的书写。这与洛阳这座古城政治经济地位的演变有关，文人创作的确赖自己的才性、学养和心态，但往往也不得不迁就于书写对象和创作场合。例如陆机眼中的“洛京”便非清静世界，而乃风尘甚嚣之地，其诗曰:“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绪。”石崇的金谷园虽景色秀美，令人生归隐之思，但石崇还是被欲望冲昏了头脑，而败亡于混乱的党争之中;张华亦因没能及时遏制对权力的欲望，不能知止进退，而陨身丧命。洛阳作为西晋的都城，在那堂而皇之“以孝治天下”的幌子背后，酝酿了诸多不堪的权力与性命之间的交易。因此，洛阳的形象是系乎历史、政治和作家个人处境心态的存在，应作动态、全面、发展地观照。履道园诗话题重新回到白居易的履道园诗上。与喧嚣浮华、繁忙紧张的长安相比，洛阳显得安闲静谧。其作为陪都的政治地位在中唐进一步陷落，城市文化功能渐渐有抬头的趋势，无疑是形成洛阳清静之地的大背景。然而，如何在此大背景下经营自己的壶天世界，则又端赖作家个人的取向。“门外”的世界己被白居易扬弃，既无法追回，诗人也不愿意去重历，因此，白居易选择积极主动地营造好当下“门内”的生活，后文的分析将揭示出，白居易的选择无疑是识时务的明智之举。于是，私人领域成为白居易实现“中隐”理想的实验场，“何言中门前，便是深山里。”(《雨歇池上》)“暂尝新酒还成醉，亦出中门便当游。”“中门”是区隔内室与外室之门，白居易栖身园中，只要踏出室门之外，便可以观赏到池鱼仙岛、亭台花鸟等自然和人文景观，比起“门外”的红尘是非之地，他更倾向于隐居在这方寸小宅之中，以成就自己地上仙的舒适体验。白居易曾分别于大和三年()和会昌二年()两次作过题为《不出门》诗:两首诗的格调大体一致，叙述园中的生活情景和自我心灵调节的理路。白居易在园内与鹤相亲，展卷与古仁人相尚，这一切当然都是诗人的想象而己，他以此所实现的是不劳外物、自静其心的调适效果;饱食闲坐，披衣散发，白居易实现对当下的自足，而将评判的权力留给了后世的读者。大抵人间本无所谓净土世界，净土蛰伏于园内主人的心灵一角，有待每个人自己的发明。“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白居易这种与世沉浮、顺变化的态度是其中隐观的自然流露，当诗人无须汲汲功名、蝇营利禄之时，也就实现了所谓的“隐”，至于“隐”于何所，却无关紧要。闭门的目的最后，“闭门”为白居易躲避政治斗争、保全性命提供了保障，这是“门”的守卫功能的进一步延伸。分司洛阳是白居易的主动选择，但也可以说是权衡多方利弊之下的避难之举。陈寅格对大和年间政治斗争作过精要的概况:“当日阉寺之党派既是同时并进，互相争斗。”处身其中的白居易亦必须左右逢源，对此显公武、陈振孙和叶梦得都有揭示，如晃公武《郡斋读书志》:“乐天尝与禹锡游，又与杨虞卿为姻家，而不陷牛、李党中;其风流高尚，进退以义，可想见矣。”可见，白居易在分司洛京之前所面对的政治形势是极其复杂多变的，他需要权衡与各方势力的关系，尤其当他目睹了士大夫集团盲目寻求各自利益，置家国社翟的大局于不顾时，深刻道出了当时白居易的人生窘境，他被夹在各方势力之中，陷入进退维谷的政治牢笼。因此，正如日本学者妹尾达彦指出:“逃避长安政治斗争的高官也把这里(洛阳)作为一时的退避地。”大和三年白居易在杭州任满回朝后，毅然选择分司洛阳，赴任散地闲官，也有远离政治祸害、保全生命的考虑在其中。分司洛京、栖居履道园对白居易而言，正起到了维护生命、免于屠戮的屏障作用。在此，“不知”不是“不知道”，而是“不必思考”的意思，履道园并没有成为陶渊明想象中“乃不知魏晋”的桃花源。因此，“掩门”不单为白氏提供清幽静谧的生活环境，呈露他知足省分、委顺变化的处世态度，也令他不必担心政治斗争的波及影响，得以抽身事外，以旁观者的心态来审视周围发生的事和自己的生命存在形式，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白居易出处问题选择上的英明果断。大和九年的长安宫廷中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甘露之变”，李训、郑注、舒元舆、王涯、韩约、罗立言、魏逢等士大夫及其亲子皆死于阉宦之手。作为中唐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史学界的研究经较为充分，故在此不拟展开。白居易时正独游香山，闻后作《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以伤众僚友，诗以祸福茫茫、杳不可预期的迷茫感起首，使得全诗弥漫着怅恨伤逝的情绪。诗歌婉转地传达了自己对李训、郑注等死难士大夫的哀悼。结尾以麒麟的败亡和曳尾龟的苟活为对比，显然，白居易以沉沦泥中却保全性命的曳尾龟自比，为麒麟的不幸陨落而扼腕叹息。其后又作一首《即事重题》:“重裘暖帽宽毡履，小阁低窗深地炉。身稳心安眠未起，西京朝士得知无?”朱金城笺释曰:此诗亦感甘露之祸而作。在白居易看来，内廷外廷之间的权力斗争是无意义的，不如自己当下心安身稳的日子来得自在容易。大和九年()，白居易有感于李宗阂贬潮州司户而作《闲卧有所思二首》其二:“权门要路是身灾。大抵吉凶多自致，李斯一去二疏回。”李宗闺的贬乃牛李两党斗争的结果，白居易对于当时的政治情势非有深刻的认识和反思不能有此知几先觉之识断。结语“甘露之变”非偶然失败，而与士大夫内证争权、文宗的优柔寡断有着直接因果联系，宦官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才得以反扑。白居易在党争夹缝中求生存，他自知无力，故及早抽身事外，归隐洛中，闲稳自适，以享身名俱泰之晚年。比起兔死狗烹的李斯，他更倾向急流勇退的二疏，与其过分张扬才华，他更愿意守拙抱朴，以“庸人”的薄识去体验平凡却真实的幸福。要之，快乐无须外求，正如祸乱每每自致一样，稍微降低点姿态，便可以体味到更多的人生趣味，这也正是白居易的人生所昭示的意义。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