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朝陵墓神道石兽的名称问题杨晓春原载于《东南文化》第3期关于南朝陵墓神道石刻中的石兽的名称，研究者说法不一。通过相关文献以及考古资料的进一步收集和分析，可以认为帝陵石兽中的单角兽称天禄、双角兽称辟邪，王侯墓所用无角兽称狮子（或可因其生有双翼而称翼狮）是比较可取的说法。一现存南京、句容、丹阳一带的南朝陵墓神道石刻，是东南地区有数的年代久远的地面文物，向为南朝历史文化的研究者所重。其中的石兽，均作有翼的猛兽模样，又大别为两类：帝陵用独角兽、双角兽各一（图一）；王侯墓用无角兽一对（图二）。除了有角与无角的区别之外，帝陵石兽不伸舌、王侯墓石兽伸舌也是一个明显的区别。而石兽的名称，却是众说纷纭：图一南京麒麟铺南朝帝陵双角石兽头部侧面及背面图二南京栖霞山西南朝梁萧景墓石兽（一）年，上海徐家汇司铎法国传教士张璜（MathiasTchang）出版了TombeaudesLiang,FamilleSiao（《萧梁家族墓》）一书，书还有个副标题——SiaoChoen-Tche（《萧顺之》），并注明为第一部分。此书虽然是以丹阳萧顺之建陵的研究为主，但对南京地区的南朝陵墓也有介绍。此书也是对于南朝陵墓石刻进行现代研究的第一部著作。年，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出版了汉译本，题《梁代陵墓考》。第七章《萧顺之墓》第八节《飞马（Leschevauxailés）》，谈的是神道石兽，其中提到《梁书》称之为麒麟，并追寻欧阳修、赵明诚、沈括关于南阳东汉宗资墓石兽铭天禄、辟邪的记述，得出有翼石兽有麒麟、天禄、辟邪三名；随后检寻《康熙字典》、《说文》、《续刻金石三例》等查考这些名称的内涵，但指出：“应注意之处，即上述各家之记录，麒麟、天禄、辟邪，及萧顺之墓园之石兽，均从未言及有翅，此项详细的研究，则让一欧洲人，即一九〇八年三月十日多禄氏（D’ollone）在成都之报告：一九〇八年十月之《通报》六三六页记云：在四川距雅州十里之一汉时墓旁看见‘二石飞虎，由其状态观之，使人惊之有似于（小亚西亚）阿西利（assylie）之飞牛飞狮，迥异中国各地之石兽形。’”大概因此之故，这一节才题为《飞马》。节末有卫聚贤先生一注：”本书以有翼石兽为天禄辟邪，柳翼谋先生据汉景君碑说应名虎〔〕。”（二）年，朱希祖先生专门撰《天禄辟邪考》一文讨论南朝陵墓石兽的名称问题，文章一开始就指出：“东汉及六朝陵墓，其有翼石兽，总名桃拔者；或称天禄辟邪……或总称辟邪……或称麒麟……又称狮子……”，“天禄辟邪，乃核实之专名，麒麟狮子，乃循俗之通称。”并从角、尾、足三方面的形象着力证明了南朝帝陵石兽并非麒麟。文章末尾总结时再次说：“一角为天禄，二角为辟邪，总名桃拔，其无角者名符拔，或作扶拔，与桃拔同类，此正名也。”（三）年，滕固先生《六朝陵墓石迹述略》一文中说：“今按照史传里通常的称呼，在帝王陵的石兽，叫做麒麟；在王侯墓的石兽，叫做辟邪。”（四）年，朱偰先生在《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一书中提出独角的叫麒麟、双角的叫天禄、无角的叫辟邪。但他没有完全确定，只是参照各说，假定如此。在《六朝陵墓总说》一文中则说：“帝王陵寝，其前左右皆列石兽，左者双角，盖为天禄，右者独角，或为麒麟。”（五）年，罗宗真先生提到六朝陵墓石兽“帝后墓前的均带角，王侯墓前的无角。前者有双角和单角之分，称天禄和麒麟，后者称辟邪”。但在叙述中则统称有角石兽为麒麟。（六）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建筑史》认为：“现存南朝陵墓大都无墓阙，而在神道两侧置附翼的石兽；其中皇帝的陵用麒麟，贵族的墓葬用辟邪。”即以为有角石兽称麒麟，无角石兽称辟邪。（七）年，姚迁、古兵二先生提出独角的叫麒麟、双角的叫天禄（天鹿）、无角的为狮子。（八）年，林树中先生提出有角的叫麒麟、无角的叫辟邪（是狮子）。（九）年，杨宽先生以为有角的叫麒麟，无角的没有找到原来的称呼，姑从一般的称呼为辟邪。（十）年，日本曾布川宽教授专门研究了石兽的名称问题，肯定了南朝文献中称帝陵石兽为骐（麒麟）的记载，而又特别强调了麒麟的形象和功用从汉代到南朝的变化；另外，认为把王侯墓石兽称为狮子是比较合适的。（十一）年出版的《南京的六朝石刻》在综合比较了几种说法之后，认为可以将帝陵前的石兽统称为麒麟，王侯墓前的石兽统称为辟邪。（十二）年，邵磊先生对于石兽名称问题的研究做了一些总结，并肯定了帝陵石兽称麒麟的意见，对于王侯墓石兽称辟邪的意见，则认为“在实物形象乃至文献记载上，都没有可堪比照的依据，因而是不确切的。”相对说来，有角石兽称麒麟，无角石兽称辟邪，是各种说法之中最为通行的意见。有角石兽称麒麟这一意见，虽有文献的根据，但是如果检核更多的历史文献，再参之实物材料，却可以发现此说并不能使人完全满意；而无角兽称为辟邪，在文献上又最无实证。总之，南朝陵墓神道石兽名称问题似仍应作进一步的研究。二关于南朝陵墓石兽的命名，最堪利用的材料当然是其自铭，可惜现在所知的南朝陵墓石兽无一有自铭。虽然《南齐书》、《梁书》、《南史》中都以“騏驎”——也就是麒麟——称帝陵石兽，这也是许多学者觉得理所当然可以把帝陵石兽称作麒麟的理由，但这种意见实际上是难以让人全然接受的。因为自秦汉以来麒麟的形象一直是类似于鹿、马的有蹄类动物，而非狮、虎一类的猛兽。《三辅黄图》、《西京杂记》都把秦始皇陵前的石兽称作“麒麟”，最主要的特征是颈长一丈三尺，其形象应是鹿马一类的样子，很可能就是指长颈鹿（西方学者劳弗尔（B.Laufer）、费琅（G.Frand）即持此说（常任侠）。这一见解，大概是可以接受的，但在未见原物的情况下，其形象有所变化也是可能的，所以也就不必拘泥于麒麟长颈的特征）。除了文献中的记载外，带有“麒麟（騏驎）”形象的实物也多有发现。如江苏邳县（今邳州市）东汉元嘉元年（年）缪宇墓画像石中的瑞兽，似鹿一角，蹄足，长尾，旁题隶书“騏驎”二字；河南荥阳东汉晚期壁画墓前室西壁北侧绘的瑞兽，四蹄如马，肩生双翼，头后隶体墨书“騏驎”二字；河南邓县（现称邓州）南朝画像砖墓中铭“騏驎”的画像砖，似马独角（图三）。而形象类似但无题铭的更是屡屡见于汉魏两晋南北朝的壁画墓、画像砖墓、画像石墓中。可以说，汉魏两晋南北朝古人认识中的瑞兽麒麟，是头生独角、肩生双翼、似鹿马一类动物的形象。所以，《南齐书》的记载是颇让人费解的。图三河南邓县南朝画像砖墓中的“騏驎”汉代作猛兽状的石兽的自铭，现知有“天禄”、“辟邪”，有实物保存至今，文献记载的有宗资墓的例子（刻石或存）（林梅村先生《天禄辟邪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一文考天禄来自符拔（西域的叉角羚）、辟邪来自西域犀牛，这都是不能让人接受的，宗资墓石兽即是反证）、有州辅墓的例子（刻石不存）。依沈括所见宗资墓石兽，独角者为“天禄”、双角者为“辟邪”（现存南阳的一般断作是宗资墓的石兽，铭“天禄”者为独角，铭“辟邪”者为双角（李零）。三国时的孟康就是认为“天禄”独角，“辟邪”双角（《汉书·西域传》“乌弋山离国”颜师古注“桃拔”引孟康说）。而根据汉镜镜铭，有以双角者为“天禄”、独角者为“辟邪”的（孙机）。铜镜花纹细小，表现一角或是两角很易致误，因而，这一铜镜中的材料，其可靠性是大不如前面的材料的）。那么作为汉代的后继者（杨晓春），南朝陵墓石兽应称为“天禄”、“辟邪”是没有问题的了。也许东汉末年这么称呼是社会普遍的做法，但到了魏晋时期就不完全是这样的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几乎不见“天禄”的名称，多见“天鹿”的名称。但“天鹿”应与“天禄”同指一物（杨宽先生猜测天禄原作天鹿，但只是根据了一块出于汉代天禄阁遗址的鹿纹瓦当，详见《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曹魏孟康谈到西域动物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时认为“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汉书·西域传》“乌弋山离国”颜师古注“桃拔”引孟康说），他认为天鹿、辟邪都是鹿的形象。孟康是由外来的符拔推测天鹿、辟邪的形象，一个“或”字说明他本是不知其形象的。所以，不能根据现在学者推断符拔为叉角羚而反推孟康所知的天鹿、辟邪是鹿马一类的形象。孟康所知只是天鹿有单角、辟邪有双角，至于他将似鹿长尾的符拔认为可能是天鹿、辟邪，那和他受“鹿”字的误导有关。其实，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的多数人是知道“天鹿”乃是狮虎类猛兽的形象的。如《太平御览》卷三四四引《石虎邺中记》（《永乐大典》引《邺中记》同）云：“邺中为石虎讳，呼白虎幡为天鹿幡。”可见十六国时所知的“天鹿”为类似于老虎的猛兽。北魏郦道元称东汉墓葬神道石兽为“狮子”、“天鹿”（《水经注》卷二十三《汳水》载东汉熹平间某君在襄乡坞设立浮屠，死后葬于附近，墓葬“隧前有狮子、天鹿”；卷二十八《沔水》谓东汉长水校尉蔡瑁墓前有石大鹿，杨宽先生考大为天之讹，可取），由现有遗存看，“天鹿”也应是猛兽的形象。但用了个“鹿”字，不免会让人误解。而《隋书·五行志》又以“辟邪”称南朝帝陵前石兽：梁大同十二年正月，送辟邪二于建陵。左双角者至陵所。右独角者，将引，于车上振跃者三，车两辕俱折。因换车。未至陵二里，又跃者三，每一振则车侧人莫不耸奋，去地三四尺，车轮陷入土三寸。木沴金也。刘向曰：“失众心，令不行，言不从，以乱金气也。石为阴，臣象也。臣将为变之应。”梁武暮年，不以政事为意，君臣唯讲佛经、谈玄而已。朝纲紊乱，令不行，言不从之咎也。其后果致侯景之乱。（这条材料还说明石兽安置，双角在左，独角在右，石兽是在他处刻成后运至墓葬的，都值得注意）《隋书·五行志》还用“騏驎”称帝陵前石兽：梁大同十二年，曲阿建陵隧口石騏驎动。木沴金也。动者，迁移之象。天戒若曰，园陵无主，石驎将为人所徙也。后竟国亡。（同一史事又见载于《建康实录》卷十七：“（大同）十二年正月，改年为中大同元年。曲阿县建陵隧口石壁邪起舞，有大虵斗隧中，其一被伤奔走。”不同于前一段史料，称石兽为“壁邪”，即“辟邪”。可见在唐代是用“麒驎”、“辟邪”这两种名称来称呼南朝帝陵石兽的。《建康实录》的这一记载最有可能出自《梁书》（卷三《武帝本纪》），却改“骐”为“壁邪”，值得注意）上引《隋书》的两段文字所言均指建陵石兽，而一称騏驎，一称辟邪。这必定是唐初编纂《五代史志》时抄录原始文献未作统一之故。所以，可大致推断唐代之前的文献中本来也不仅仅用“騏驎（麒麟）”指称南朝陵墓石兽，至少唐代初年是这样的。而晚至南宋的陆游，在他的《入蜀记》中记录了他亲见的丹阳南朝帝陵石刻：过陵口，见大石兽，偃仆道旁，已残缺，盖南朝陵墓。齐明帝时，王敬则反，至陵口，恸哭而过是也。余顷尝至宋文帝陵，道路犹极广，石柱、承露盘及麒麟、辟邪之类皆在，柱上刻“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字。又至梁文帝陵，文帝，武帝父也。亦有二辟邪尚存，其一为藤蔓所缠若絷缚者,然陵已不可识矣。所谓刻神道石柱“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字的宋文帝陵实为梁文帝陵，张璜《梁代陵墓考》已辨其误。有点使人不解的是接着又说到梁文帝陵，那么应该是另外的一处帝陵吧！陆游提到的帝陵石兽的名称，一处用“麒麟、辟邪”、一处用“辟邪”，似乎正是从前代正史的记载而来。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再拿《南齐书》等的记载来作为南朝帝陵石兽命名的完全依据了。首先，称騏驎（麒麟）不符合麒麟的一贯形象；其次，文献中关于石兽名称的记载也不仅仅是騏驎（麒麟）一种。看来，还是因循汉代人的做法，把南朝帝陵石兽称作“天禄”、“辟邪”的好。据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一的记载：至和中，交趾献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麟（鳞），首有一角。考之记传，与麟不类，当时有谓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麟（鳞），莫知其的。回诏欲谓之麟，则虑夷獠见欺；不谓之麟，则未有以质之；止谓之“异兽”，最为慎重有体。今以予观之，殆天禄也。按《汉书》：“灵帝中平三年，铸天禄、虾于平津门外。”注云：“天禄，兽名。今邓州南阳县北《宗资碑》旁两兽，镌其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元丰中，余过邓境，闻此石兽尚在，使人墨其所刻天禄、辟邪字观之，似篆似隶。其兽有角、鬣，大鳞如手掌。南丰曾阜为南阳令，题宗资碑阴云：“二兽，膊之所刻独在，制作精巧，高七八尺，尾鬣皆鳞甲，莫知何象而名此也。”今详其形，甚类交趾所献异兽，知其必天禄也。大约可知根据自铭，宗资墓石兽，单角的称“天禄”、双角的称“辟邪”，沈括是见到铭文的（虽然今南阳所存石兽有刻铭文者，但资料报道并不详细，铭文又或为后代重刻，所以不作进一步讨论）。依以上分析，可见旧有诸家说法中，以朱希祖先生的说法最接近事实。而“符拔”一名则本无阑入南朝陵墓石兽命名的必要。至于六朝以及唐代又用“騏驎（麒麟）”称南朝帝陵石兽，我想应理解成“騏驎（麒麟）”在当时已经成为了一个泛指瑞兽/神兽的名词的缘故。三关于王侯墓前的无角伸舌的石兽，我同意姚迁、古兵、林树中等学者称之为“狮子”的说法，考虑到生有双翼，可称“翼狮”。这是南朝新创的神兽模样，大抵以狮子为模本，也可能还受到旧有神兽的一些影响。南朝梁时的一部佛教类书《经律异相》卷四十七《杂兽畜生部上》“师子王有十一胜事二”条云：师子王生住深山大谷，方颊巨骨，身肉肥满，头大眼长，眉高而广，口鼻畟方，齿齐而利，吐赤白舌，双耳高上，修脊细腰，其腹不现，六牙长尾，鬉髦光润，自知气力，牙爪锋芒，四足据地，安住岩穴，振尾出声，若有能具如是相者，当知真师子王……（注：出《涅槃》第二十五卷，又出《大智论》）其中所云的“吐舌”、“身肉肥满”、“齿齐”、“双耳高上”等等的特点，都是可用来概括王侯墓石兽的形象的。那么可以说，南朝王侯墓石兽实际上是印度风格的狮子。又正如蔡鸿生先生所指出的，其吐舌的形象尤其具有特色，“按华夏文化的传统观念。舌是‘灵根’，宜藏忌露。到了唐代，‘吐赤白舌’的狮相已越来越罕见，常见的造型只是张口露齿而已。对‘吐舌’的修正，是狮子形象华夏化的重要步骤。”而吐舌的狮子形象，在南京、丹阳的南朝大墓中模印砖画等考古遗存中也有发现。年南京西善桥发现一座大型六朝墓，甬道内砖壁上模印狮子的形象，西壁的狮子已毁，东壁的狮子“作蹲伏状，头部昂起，长尾上翘”，但头部已损坏，有的砖上刻有编号文字，如“右师子下行第五”，与南朝王侯墓石兽颇有接近之处；年丹阳胡桥、建山发现的两座南朝墓葬，两墓均在第一重石门和甬道口之间的砖壁上模印狮子的形象，狮子“作蹲伏状，张口吐舌，尾上翘”，砖背铭“狮子”二字（图四）；河南邓县南朝画像砖墓中也出土有吐舌形象的狮子画像砖，铭“师□”二字（图五）。同时期北朝的石窟中所雕的狮子形象作吐舌模样的则有龙门石窟六狮洞中的佛座两侧的石狮子（图六），此窟凿于北魏孝明帝时期；巩县石窟寺第一窟中心柱南面佛座东侧的石狮子（图七），此窟凿于北魏后期。图四丹阳建山金家村南朝墓模印砖狮子图五河南邓县南朝画像砖墓中的“师□”图六龙门石窟北魏狮子图七巩县石窟寺北魏狮子《洛阳伽蓝记》讲到佛像出行，“辟邪狮子导引其前”，以辟邪、狮子并称。题汉东方朔撰《十洲记》谓“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地，地方三千里，北接昆仑二十六万里，去东岸二十四万里，上多真仙灵官宫第，比门不可胜数，及有狮子、辟邪、凿齿、天鹿长牙铜头铁额之兽”（鲁迅先生认为《十洲记》乃伪作，但又说明《隋书》已经著录，且齐梁文人又往往引以为故实。考虑到《水经注》已引有《十洲记》和今本《十洲记》中“天禄”写作“天鹿”这两点，可大致将《十洲记》看作是魏晋时的作品）以狮子、辟邪、天鹿并称。晋葛洪《抱朴子内篇·袪惑》谓“(昆仑山)又有神兽名狮子、辟邪、天鹿、焦羊铜头铁额长牙凿齿之属三十六种，尽知其名，则天下恶鬼恶兽不敢犯人也”，所记与《十洲记》略同，而“凿齿”与“铜头铁额长牙”并列较《十洲记》更易理解。据此，或许可作这样的论断：六朝时，狮子、辟邪非指一物（不过，后来也有把狮子称作“辟邪”的，如南宋黄休复援引南朝梁时的一则故事中就是把画的狮子称作辟邪（《寺塔记·益州名画录·元代画塑记》），这反映了这些名称使用的混乱）。四所以，今天在介绍南朝陵墓石兽时可将其名称大致确定为：天禄（单角）、辟邪（双角）、狮子（无角，因其生有双翼，或可称翼狮）。另外也可进一步说明：在六朝时，天禄、辟邪这类神兽也通称为騏驎（麒麟）；稍晚，则又统称为辟邪。而说到底，“天禄”、“辟邪”这样名称并非区别种属的需要，乃是出于一种祈福的考虑。我们在考察南朝陵墓石兽名称时，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当时人的称呼，一是当时人的误解（相对于南朝之前的称呼）。这其实是名称使用中一个谈不上孰是孰非的问题，被大家接受了的就是有了足够的理由，印第安人、西印度群岛不就是这么叫的吗？然而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关键就是要揭示出名称的来源。现在再作定名，当然也就要尽量做到来源有绪了，而不可仅因文献中有某一种记载，便以为是定说。编辑：牧弘君图文来源于汉唐考古等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或者原平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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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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